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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朝四百八十寺?成都大量南朝造像佐证此句不虚
2020-04-24 14:44:00 四川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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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世菩提”特展上的造像。

精美的佛头。

  中国的佛教造像艺术,在南北朝时期达到第一个高峰。相比龙门、云冈石窟留下的北朝造像艺术精品,曾经让杜牧慨叹过的“南朝四百八十寺”的佛教盛况,却鲜有遗物。

  成都博物馆1月14日推出的“映世菩提”特展,以最近几十年来在成都及周边地区发现的南朝时期的石刻造像,从一个侧面佐证了诗句描述的绝非妄言,并同时证明早在南朝时期,成都与当时的凉州(今甘肃武威市一带)、建康(今南京)、长安(今西安)等一起成为中国佛教文化中心。

  该展揭幕不久即因新冠肺炎疫情关闭,如今已重新开放。

  为何在成都集中发现?

  成都发现南朝造像始于清末光绪年间。一百多年来,成都万佛寺、西安路、商业街、宽巷子、下同仁路、彭州龙兴寺以及四川境内的茂县、汶川等地,都陆续有南朝造像出土。然而南朝时期,宋齐梁陈的国都都在建康,迄今为止,南京只有附近的栖霞山保留了少量南朝时期的摩崖石刻。为何佛教造像反而在成都地区大量出现呢?

  这不能不提到南北朝时期成都的特殊地理位置。“映世菩提”特展执行策展人魏敏介绍,南朝宋、齐时期,丝绸之路河西走廊因战乱受阻。此时,以成都为起点,经川西北草原进入陇南、青海然后转入西域的丝路河南道作用明显。西域僧人也多取河南道至河西地区的凉州入巴蜀,再进入长江中下游地区。其中,河南道在蜀地境内分为岷江支道和白龙江支道,茂县、汶川就是岷江支道的必经之处。

  此次展出的众多文物,彰显着古代成都这一区位优势。来自四川博物院的国宝级文物南齐永明元年(公元483年)造像碑,上世纪20年代发现于茂县。其上尚存的铭文显示,造像碑的修造者正是来自西凉的僧人玄嵩。魏敏表示,中国早期佛像受印度犍陀罗风格影响,多为袒露右肩的形象,但这件来自茂县的造像,虽然主体风格承袭印度,但造像已经披了通肩袈裟,胸前系带打结,结带下垂于袈裟之外,是典型的“褒衣博带”样式。这种衣服样式在南朝非常流行,彼时的僧人将其用于佛衣,成为佛教中国化的典型代表。

  漫步展厅,可以看到大量近年出土的南朝造像,它们折射出彼时成都佛教造像的兴盛。成都西安路出土的全国唯一 一件全身阿育王像,此次也首度公开展出。阿育王像,是印度孔雀王朝第三代王阿育王和他的四女儿造的释迦牟尼像。南朝梁武帝效仿其以佛治国的理念,造了大量阿育王像。他们统一呈现高肉髻、高凸颧骨和八字胡等特征,明显受到犍陀罗风格的影响。通肩式袈裟的样式,又是受到秣菟罗(古印度的一个地名)样式影响。这种样式,衣纹如“曹衣出水”,轻薄贴体。而到了中国,虔诚的工匠们虽然仍保留了小腹突出等原有特点,造像的衣饰却更加厚重,融入了儒家文化的含蓄。

  在交流中和韵共生

  此次展览中,来自甘肃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高善穆石造像塔”,虽然能看出覆钵式的塔身风格源自古印度,但塔宝顶的弧面,却阴刻北斗七星以应天象。此外,在塔基处还雕刻了八卦符号。而另一件东晋永昌元年(公元322年)的越窑青瓷堆塑罐上,则可看到坐佛与飞鸟、熊等中国传统道教信仰中的瑞兽仙禽相间排列。研究人员认为,这一时期,佛像作为外来新形象,其主要起到装饰作用。

  来自“佛都”邺城(今河北临漳县西、河南安阳市北郊一带)的考古新发现,则显示出这里的佛教造像艺术,同时受到南朝和印度的影响。成都博物馆总策展人黄晓枫介绍,邺城是东魏和北齐的国都。在北魏后期,受孝文帝汉化政府影响,邺城模仿南朝造像风格的“褒衣博带”“秀骨清像”式造像大量出现。北齐时,则受印度笈多王朝时期秣菟罗风格的影响,发展出透雕的菩提树为背屏的“龙树背龛”新式造像。这种风格历史上仅存20多年。

  当然,南北朝造像艺术最终在不断的交流中和韵共生,绽放出佛教造像的艺术魅力。

  西魏攻取蜀地之后,曾将益州高僧50人迁入长安。此次展览可以看到,成都商业街等地出土的饰满璎珞的菩萨像,肢体轻盈灵动;到了长安,这种饰璎珞的菩萨圆雕像也一脉相承。而在南北两大文化板块之间的山东青州,北魏至东魏早期的造像体现出南朝“秀骨清像”“褒衣博带”的特征。自东魏晚期起,轻薄叠褶服饰的造像则开始兴起,最终发展出具有地方特色的“青州样式”。亮相展览的14件青州龙兴寺出土造像,一改“秀骨清像”的审美,形成面型丰颐、衣纹简洁的薄衣佛像风格。它们也成为整个南北朝时期,汉式佛像艺术与印度笈多艺术完整融合的代表。(记者 吴晓铃 文/图)

编辑:杨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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