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黄在南方某省宣传部门工作。对于他而言，替会可谓是家常便饭，每周平均替领导参加4次各种类型的会议，包括精神文明实践、食品安全、扫黑除恶、安全生产等主题。替会的次数多了，小黄难免有些不满：“宣传部门的活儿本来就很多，每天不仅要和各个部门打交道，还有台账要完成，时不时还要被叫去开各种各样的会议。”半月谈记者在基层调研时发现，不论是市里的会还是村里的会，替开会的情况并不鲜见。（3月1日《半月谈》）

　　无论“替会”现象有多么司空见惯，对此都不能视而不见。因为，一旦频繁“替会”、“替会”准备不充分或者盲目“替会”，非但会白白占用基层工作人员的大量时间，打乱工作计划，让“替会”人在“踩雷”之后影响工作积极性，而且不利于促进会议质量——试问，开会都能被代替，又有多少执行力？

　　要有效消除“替会”现象，自然需要双管齐下。首先，要压缩会议数量。众所周知，从一开始“替会”多的原因，就是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盛行。试想，当开会成为一些干部的“主业”，“替会”也就变得十分“正常”了。

　　近年来，狠刹“四风”取得了相当成效，但“文山会海”问题并没有根本解决，有些地方的领导把“鸡毛蒜皮”的小事开得“轰轰烈烈”。甚至于，当前基层考评机制大多和会议频率以及材料厚度等挂钩，导致多头发文、层层开会。不压缩会议数量，就难以避免“替会”等应付之策。

　　其次，提高开会效率。一个时期以来，由于一些领导干部患有“会议依赖症”，凡事习惯于用开会去落实，或者抱有“开了会才等于落实”的观念，很难从“文山会海”中解放出来，会议过多，效率低下，沦为“走个过场，捧个人场”，“替会”岂能没有“市场”？

　　反之，如果提高了开会效率，比如，开会少一些堂而皇之的议程，多一些有针对性的问题探讨；比如，开会少一些冗长空洞的讲话，多一些专业有效的互动；比如，开会少一些念发言稿完事、领材料了事，多一些面对面汇报、手递手交接交代……如此千方百计让所有会议从“量”向“质”过渡飞跃，不再是突击应付的会议，不再是可有可无的会议，一些领导干部还有那么多“特殊情况”不开会吗？一些领导干部还会在无“特殊情况”下找人“替会”吗？（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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