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多年前，浙江余姚陈大爷、妻子与两个儿子签订协议，约定由陈大负责赡养母亲，陈二负责赡养父亲，直至父母去世。陈大按照协议赡养直到母亲离世。自2019年起，陈大爷一直卧病在床，每月光药费就需2000元，1000余元养老金已不能维持生活。陈大爷多次向两个儿子提出支付赡养费，兄弟俩对费用分担争执不下。（3月23日《宁波日报》）

　　血缘作为天然的社会联结纽带，让父母与子女成为命运共同体。在中国传统的居家养老模式里，父母抚养子女，子女长大以后再“反哺”赡养父母，这样的双向循环，体现了父母与子女之间双向义务的伦理实质。

　　不过，伴随着社会变迁，居家养老模式受到猛烈冲击。不论是成年子女对父母心存怨念，还是养老责任分担错综复杂，抑或被精致的利己主义裹挟，有些成年子女拒绝赡养父母，并非他们缺乏行为能力，而是缺乏动力。在一些家庭中，子女不止一个，导致赡养老人陷入“一个和尚挑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的“搭便车困境”，都想将赡养老人的包袱甩给其他人，让“老无所依”成为一种无奈的现实。

　　口头也好，书面协议也罢，部分家庭会形成契约，在赡养老人一事上进行利益协调。就像上述新闻中的“你管爸、我管妈”。在现实中，“你管爸、我管妈”的赡养模式并不少见，实现了形式上的公平——两个老人需要赡养，两个儿子各自承担一个，谁都不吃亏。

　　然而，“你管爸、我管妈”看上去很美好，实际上却隐伏危机。一方面，两个老人具有不同的身体状况，就像陈大负责赡养的母亲已经离世，父亲却需要陈二继续赡养那样，难免会产生相对剥夺感；另一方面，在不确定因素不断增加的风险社会，一旦父母或者子女任何一方发生重大变故，“你管爸、我管妈”就难以为继。而且，从法律上看，陈大按照约定履行了赡养母亲的责任，并不意味着可以免除他对父亲的赡养义务。

　　在利益主体多元化、价值观念多样化的今天，或许有人觉得，赡养了母亲，又要赡养父亲，这对陈大不公平。实际上，子女的书面约定不能大过法律。说到底，法律以共识性规则为基础，这些规则是普遍适用的，不针对个体的具体利益和情况，讲究一视同仁的原则。“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每个子女都可以找到不赡养老人的理由；倘若任其“自弹自唱”，赡养老人的法定义务就会沦为一纸空文。法律在很多时候只能保障绝大多数情况下的正义，那些小概率的、极端情形上的“不近人情”，也许正是人们为了享受公平与文明必须支付的代价。

　　在一个变动不居的时代里，许多东西都在改变。可是，不管社会如何变迁，尊老敬老、善待老人的精神内核却需要坚守。只有这样，“老有所依”才会更有社会基础。（杨朝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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