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飞（四川）

　　清晨的霜还没化尽，罗山槽的雾气先漫上来了。站在燕窝城老屋前的石坎上望出去，夹皮沟的轮廓在乳白色的晨霭里若隐若现，像一轴被水洇湿的旧画。风从红花山那边吹过来，带着枯草与湿润泥土的气息，拂过面颊时竟有些刺痛——是那种细细的、密密的刺痛，仿佛无数看不见的针，往记忆最深处扎。二哥的药箱还挂在堂屋东墙上，牛皮被磨得泛白，背带中间凹陷出肩膀的形状。箱扣松了，没人敢碰，怕一碰，那些被关在里面的六十四个春秋就会哗啦啦散落一地，再也拾掇不起。

一、灯

　　一九六九年的煤油灯是昏黄的，灯芯结出朵肥硕的灯花，偶尔噼啪炸开细小的光星。我那时还够不着药橱最上层的抽屉，只能踮脚看二哥摊开《伤寒杂病论》。纸是黄脆的，字是竖排的繁体，像一列列沉默的兵士，守着某种古老的秘密。二哥的手指在“桂枝汤”三个字下反复摩挲，指甲缝里还嵌着白天挖草药沾上的、洗不净的褐泥。“看药如看人，”他说，声音低而稳，像从胸腔深处碾磨出来的石碾声，“表里虚实，寒热阴阳，差不得分毫。”屋外是沉甸甸的、墨汁般化不开的川东夜，偶尔传来几声犬吠，旋即被更大的寂静吞没。灯光把他伏案的侧影投在板壁上，那影子巨大，微微晃动，几乎要顶到房梁。我那时不懂，一个影子何以能同时显得如此疲惫，又如此庄严。

　　忽然就有拍门声，急雨似的。“刘医生！刘医生！”声音被夜风撕扯得变形。二哥像被弹簧弹起，灯焰剧烈一跳。他抓过药箱的动作已成身体的本能——开箱，检查针包、脉枕、几样急用药，扣上箱盖，背上肩，一串动作在十秒内完成。门开处，冷风灌进来，一个满头大汗的汉子语无伦次：“娃儿……烧得说胡话……抽……”二哥回头对我匆匆一句：“把‘银翘散’那页再抄三遍。”便一脚踏入浓黑。他的身影迅速被夜色消化，只有那盏手电的光，在蜿蜒山道上跳成一粒微弱而执拗的萤火，渐行渐远，终于隐没在山脊背面。我守着那盏煤油灯，忽然觉得，这满屋的光，其实都是从二哥背走的那一粒光上借来的。

　　那样的夜太多了。有时是暴雨如注，他披着蓑衣回来，下半截裤腿糊满黄泥，蓑衣滴滴答答在地上聚起一小洼水。有时是冬夜，眉毛、鬓角结着白霜，进屋好一阵子，冻僵的手指才勉强能弯曲，握不住茶杯。药箱打开，常带着夜露的腥气，或某个村民屋里劣质烟草、灶火与疾病混杂的复杂味道。我问过他怕不怕，那些漆黑的山路，那些突如其来的急症。他正用热水烫脚，脚底板是厚厚的老茧，裂着深浅不一的血口子。“怕？”他抬眼，眼里有灯光的倒影在跳，“你大哥在时，我俩常一道走夜路。他说，我们手里攥着的，是别人一家子的天。天塌不下来，走夜路的人心里就得有盏灯。”那盏灯是什么，他始终没说。很多年后我才渐渐明白，那灯或许不是煤油灯，也不是手电筒，而是当一个人把许多人的“生之期盼”扛在肩上时，脊梁骨里自然透出来的、压不灭的光。

二、路

　　杨柳公社后山八个大队，加上红花山、插旗山，乃至达县安仁、檀木的山坳岭角，构成一张巨大而沉默的网。二哥的赤脚，便是丈量这网的尺。没有路的地方，脚踩过去，就成了路。所谓的“路”，不过是田埂、石径、被溪水冲得滑溜溜的乱石滩，或是林木间野兽踏出的小道。二哥的脚，是一本无字的地形志：哪段田埂雨后特别溜滑，哪处石阶缺了一块，哪个山弯风特别猛，都记在那层层叠叠的老茧、疤痕和变形的骨节里。

　　那年春天，我跟他去出诊。穿过一片竹林时，露水把布鞋打得精湿。二哥在前面走得飞快，赤脚拍在湿泥上，发出“啪啪”的实心声响，稳健得很。他背上的药箱随着步伐轻晃，像船公背上的桨。“赤脚好，”他头也不回，“接地气。病人躺在炕上，你脚底板沾着泥巴进去，他心里先就踏实三分。知道你没把自己当外人，没把他的穷窝窝当脏地方。”走到一个陡坡，他伸手拉我。那只手，掌心粗糙得像老树皮，却异常温暖有力。登上坡顶，眼前豁然开朗。晨光初绽，群山如黛，梯田的线条柔美地起伏着，几处早起的炊烟袅袅升起。二哥停下，深深吸了口清冽的空气。“看，”他指着山野，“这就是咱的‘堂屋’。这一沟一梁的人，都是咱的‘家里人’。给人瞧病，就是给自家人操心。”

　　“家里人”的称呼，是要用命去垫的。一九七O年寒冬，插旗山的老韩家难产，血崩。消息传来时已是后半夜，大雪封山。所有人摇头。二哥往药箱里多塞了几卷纱布、一把艾绒，用草绳把裤腿扎紧，拎起一根竹棍就出了门。母亲追到门口，只喊出一句：“宝山，路都没了！”风雪把他的回答刮了回来：“人命关天，路就出来了。”那次他是怎么上去的，又是怎么在缺医少药的情况下把母子俩从阎王爷手里拽回来的，成了一个传说。后来老韩家儿子满月，抱来让二哥起名。二哥看着窗外的山，说：“叫‘青山’吧。人活着，就像山，得经得住风霜。”韩青山后来当了村支书，总说自己的命是刘医生从雪地里“刨”出来的。二哥听了只是摆手：“是你们这方水土硬气，养得住人。”

　　那些年，二哥用脚板“写”下的药方，恐怕比用笔写的还要多。哪个山崖背阴处有好的车前草，哪个溪涧旁的金银花长得旺，哪片林子的杜仲皮厚，他都了然于胸。药箱里，除了有限的几种西药，更多的是鼓鼓囊囊的纸包，里面是晒干切碎的草药，散发着苦涩而清冽的芳香。他开方子便宜，常常几毛钱甚至几分钱就打发一桩病，遇到实在拿不出钱的，就在账本上画个圈。那账本我后来见过，密密麻麻的圈，像一串串苦涩的省略号。有人劝他别太傻，他瞪眼：“山里人的汗珠子摔八瓣，挣那几个钱，是拿来买盐续命的。药草是大山给的，我不过是个采药送药的，哪能拿它换人家的命钱？”

三、饥

　　“生活紧张”这个词，在六十年代初的川东，有着具体而狰狞的形状。它是浮肿发亮的小腿，是菜色面孔上空洞的眼神，是锅里能照见人影的稀粥，是深夜腹中火烧火燎的绞痛。九队的夜晚，连狗吠都有气无力。二哥从公社卫生院回来（他虽被调去，却坚持大部分时间回到罗山槽巡诊），悄悄拿出几块炸板——那是用旧门板改造的捕鼠机关。“走，”他压低声音，眼里有种我后来才读懂的光，那不仅是求生的光，更是身为兄长要护住另一个生命的热，“给肚子寻点‘活路’去。”

　　月光惨白，照着荒芜的田垄。我们屏息蹲在田埂下，世界只剩下风声和心跳。远处村庄黑沉沉，没有一丝灯火，像巨大的、疲惫的兽匍匐着。二哥设置炸板的手法沉稳精确，仿佛在施行一台精密的手术。等待的时间漫长而焦灼。终于，“啪”一声脆响，在死寂的夜里惊心动魄。我们冲过去，炸板下是一只肥硕的田鼠。二哥拎起来，动作干脆利落，脸上没有喜悦，也没有厌恶，只有一种近乎冷酷的平静。“这也是条命，”他喃喃道，不知是对我说，还是对自己说，“可人要活着。”那晚，我们收获了四只田鼠。剥皮，洗净，用一点偷偷藏起的盐腌了，在灶膛余烬里烤熟。那肉的滋味，腥臊中带着一丝诡异的香，混合着浓重的焦苦味，嚼在嘴里像木渣，却实实在在地压住了胃里那团烧灼的火。我们沉默地分食，谁也不看谁。二哥把稍大的那块推给我。很多年后，我吃过无数宴席，却总记得那股焦苦腥臊的味道。那不是食物的味道，是土地在极度贫瘠时，逼着它的儿女生出的、锋利的生存意志。

四、分

　　我的路，终究和二哥岔开了。一九七一年，我考上开中，后来转到普中读完高中。知识的窗口打开，照见的是山外更广阔却也更令人惶惑的世界。一九七二年毕业，政策如山，大学的路暂时断了，我回到罗山槽燕窝城，回到那片熟悉的、令人安心又令人窒息的山水之间。生活变成了双重的：白天，我和所有知青一样，在水田里弯腰，让蚂蟥吸在腿上，感受肌肉的酸胀和太阳的毒辣；晚上或农闲，我仍是二哥的影子，背起那个越来越旧的药箱，走过熟悉的、不熟悉的山道。

　　我入了党，当了大队团支部书记、党支部副书记，后来又成了普安区团委、杨柳公社团委副书记。社会活动越来越多，药箱背在肩上的时间越来越少。二哥什么也没说。只是在我偶尔陪他出诊时，他会多讲一些，讲得格外细：“这个脉象，叫‘弦滑’，主肝郁痰湿……”“这味药炮制火候差一点，药性就截然不同……”仿佛想趁我还听得进去，把他半生的经验一股脑儿灌给我。我知道，他在进行一场沉默的告别。告别一个可能继承他衣钵的弟弟，告别某种他珍视的、却正在被时代浪潮冲刷的生活方式的延续。

　　一九九五年，县委基本路线教育工作队的调令来了。离开罗山槽那天，二哥送我到开江车站。晨雾依旧，他的身影在雾气里有些模糊。他把一个布包塞给我，里面是几本他手抄的医案、验方集子，纸边都磨毛了。“有空翻翻，没坏处。”他声音很平静。车开动了，我从后窗回望。他还站在原地，朝着车离去的方向，像一棵生了根的老树。雾气终于完全吞没了他。我抱紧那个布包，忽然泪流满面。我知道，我背走的不仅是一摞纸，更是他的一部分生命，和我自己的一部分青春。从那一刻起，我的世界开始加速向山外奔去，而他的世界，则更深地、更牢固地扎根进了罗山槽的泥土里。

五、传

　　二哥的生活，被切割成无数个碎片。最大的一块属于病人和山道。剩下的边角料，他用来拼命填补一个父亲、一个丈夫、一个儿子的角色。二嫂是地道的农村妇女，沉默，坚韧，用一副肩膀扛起全家五口人的田地。二哥只要有一点空闲，就像赎罪似的扑向土地。天不亮就起来，挑着粪桶，一步步挪上陡坡，去淋包谷、红苕。中午烈日最毒时，他在田里收割，汗水在他黝黑的背上冲出白花花的盐渍。傍晚出诊回来，放下药箱，又拿起锄头，在自留地里忙到天黑透。他是在用透支自己的方式，偿还对家庭的亏欠。

　　然而，这超载的生命，竟也结出了丰硕的果实。子女四人，像四棵向着不同方向努力伸展的树，都把根须深深扎进他言传身教的土壤里。大儿子考上重庆医科大学，成为南京浦口医院的医生，把父亲的仁心带到了遥远的都市。大女儿重庆师院毕业，在开江教书育人，后来走入行政岗位，以另一种方式服务乡梓。小女儿继承衣钵最直接，在开江县中医院拿起听诊器，成为“刘医生”在体制内的回响。小儿子初中毕业后就守在父亲身边，从辨认草药开始，一步一步，重走父亲走过的路，后来考上达州卫校，先在老家罗山槽，后在普安镇街上开起诊所，让“刘氏诊所”的招牌，在新时代的阳光下继续悬挂。

　　每次孩子们回来，老屋就挤得满满当当。二哥话不多，总是笑眯眯地坐在角落，看儿女们高谈阔论，看孙辈们嬉笑打闹。他脸上的皱纹像山地的沟壑，此刻都被一种满足的、柔和的光照亮。我曾打趣他：“二哥，你这辈子，值了。”他搓着手，嘿嘿一笑：“值啥子，就是没让娃娃们再吃我们那辈人的苦。”这话轻飘飘的，落在地上却有千斤重。他一生翻山越岭，踩过无数险径，最终的目的地，不过是让他的孩子，以及这片土地上的孩子们，脚下能有一条稍微平坦点的路。

六、归

　　最后的时刻，竟是在小儿子的普安诊所里。他奋斗一生的起点与终点，以这种方式闭合。没有医院的消毒水味，没有陌生的仪器噪音，周围是熟悉的药柜、他常用的脉枕、还有窗外罗山槽亘古不变的山影。据说走得很平静，像倦极了的旅人，终于回到了自己的炕头。他归于泥土，归于他丈量过千万次、浸润过汗与爱的青山绿水。在那里，他将与早逝的父母、先行的大哥团聚。或许在另一个世界，他们仍会背着药箱，走在没有病痛、没有饥饿的山道上，脚下云霞灿烂，头顶星河长明。

　　整理遗物时，除了那些医书、手稿，我还发现了一个小铁盒。里面没有金银，只有一沓厚厚的、泛黄的纸片。是那些年他给乡亲们垫付药费的“欠条”，有些只画着圈，有些歪歪扭扭写着名字和数额，几分、几毛，最多不过几块。欠条的主人，大多也已不在人世。我捧着这盒“债务”，走到屋外。夕阳正把罗山槽染成一片温暖的金红，山岚渐起，鸟雀归林。微风拂过，手中的纸片沙沙作响，像无数细小的声音在低语。我忽然听懂了二哥那盏“心里的灯”——那并非悬壶济世的宏大理想，而是一种更朴素、更坚韧的信念：在这片贫瘠又深情的土地上，人与人之间，不就是靠着这点“欠”与“被欠”、“托付”与“被托付”，才在无数个漫漫长夜里，彼此照亮，相互取暖，紧紧咬合着生存下来的么？他欠了家人无数陪伴的时光，却从未拖欠过任何一个病家的期盼；他收获了清贫，却从未被这片土地和人民亏欠过尊严与深情。

　　青山不语，赤脚已远。但每一个被他温暖过的生命，都将成为他留在世间的、会呼吸的碑。风起时，满山的松涛，都是悼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