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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3份老契约揭开“湖广填四川”冰山一角

发表时间:2015-03-25 16:47:00 | 来源:四川日报字体:[][][]   [打印][关闭]

胡开全展示苏家买卖土地时所立定的官契。

道光二十九年的照票(朝廷派差人送“执照”时开具的通行证明)。

卖田地定金约。

龙泉驿区档案馆馆藏年代最久的一份地契。

民国时期龙泉驿示意图。

本文图片由龙泉驿区档案馆提供

  2013年8月30日,成都龙泉驿“百年契约文化学术交流座谈会”在龙泉驿召开。会上,龙泉驿区档案馆整理出的293件老契约文书成为焦点。这些泛着岁月痕迹的老契约文书,完整地反映了清初“湖广填四川”后,客家人在四川落户生根、买田置地的创业史。

  1

  意外惊喜

  “岁月遗珠”重放光彩

  “完全是意外惊喜,仿佛打开了一扇尘封已久的大门,窥见了通往龙泉客家历史的时光隧道。”

  “像这种数量众多、连续性与关联性很强的契约,无论是成都市档案馆还是周边的区县档案馆,目前都是没有的。”龙泉驿区档案馆馆员胡开全说,龙泉之所以能够留下来这一批百年老契约,完全是一种偶然。

  1995年,时任龙泉驿区档案馆馆长的应茂国从龙泉驿区公安分局接收了501件从清朝到民国时期的契约文书档案。这些契约文书分别收缴于1951年土改时期和1966年“破四旧”期间。“当时的政策不允许民间保存这些旧时代的契约,要求全部上缴并公开销毁。由于龙泉的行政区划一直到1959年才定下来,这批地契也一直留在派出所,成为岁月遗珠,得以保存下来。”

  此后,501件契约文书从派出所转到龙泉驿区公安分局。1995年被转交到档案馆时,纸面已发黄,边角也多有磨损。在进行杀虫、裱糊、编号、录目之后,这批契约文书便躺进了恒温恒湿的档案柜,安然熟睡了16个春秋。

  2011年,受聘到档案馆专门从事档案编研工作的胡开全在熟悉业务时,惊喜地发现这批契约文书不仅在时间上连续,契约上的人员、土地之间也都有所联系。“完全是意外惊喜,仿佛打开了一扇尘封已久的大门,窥见了通往龙泉客家历史的时光隧道。”胡开全说。

  当时,恰逢龙泉驿区档案馆启动“龙泉驿历史文化再现工程”,将这501件契约文书整理、出版便成为首个项目。用了4个月的时间,胡开全将501件契约文书仔细整理,并筛选出293件具有代表意义且品相好的契约文书出版成书。“古人写契约,都不断句,而且有很多俗字和错别字。出书之前,我把每一份契约文书都细细阅读,识文断句之后再打印出来。一边是影印件一边是断句后的约文,这样更方便大家研究。”

  这293件契约文书,最古老的一份始于清朝乾隆十九年始(公元1754年),距今已经有259年历史,最近的一份则是1949年。“除了时间连贯,种类也非常丰富,涉及了地契、租佃、阴地、送讨、分关、借贷、捐功名等多个种类,很完整地反映了当时社会变迁、经济发展和区域文化的融合。”

  2

  插个杆杆就占地

  21年间地价飙升近3倍

  尽管只是一块土地交易的契约文书,却可以小见大,探寻清朝社会经济发展的脉络。

  胡开全还根据契约中提到的地名和描述,在当地进行了大量走访工作后,龙泉驿区档案馆请古地图专家复原了一幅龙泉驿区民国地名图。

  在这个过程中,胡开全发现以“丁”姓命名的地名为数不少。在对丁家后人进行访谈并翻阅其族人提供的《续修丁氏族谱》后,胡开全还原了一个“湖广填四川”的家族入川创业、兴起到衰落的轨迹。“清朝康熙年间,四川大片土地荒无人烟。为了鼓励外省人入川,清政府实行的是‘插占’政策而且还有税收优惠。只要你用秸秆、柳枝或者规格统一的枝干插在地上作为标记,经过政府测量并认可之后,这些土地就是你的了。”胡开全说,丁家的祖先在康熙中期由湖广入川,当时的龙泉驿地区还被称为东山,在荒无人烟的土地上,丁家利用“插占”政策,尽自己的力量插占了非常宽广的土地:东到简华桥,西到十陵镇的太平村,南到现在的跃进村,北到傅家店,总面积有上万亩。“这一带至今还有以丁姓命名的‘丁家大堰’、‘丁家岭’,足见当时丁家插占土地面积之大。”

  但随着移民税收优惠政策到期后,政府要按土地面积收税,丁家历经几代仍然人丁稀少,没有足够的劳动力耕种自家的田地,上万亩土地的赋税反而成了一个沉重的包袱。不得已,丁家只能以比较优惠的价格出售、佃租坐拥的上万亩土地。这说明在农业社会人丁兴旺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

  胡开全说,在一宗宗土地交易中,这一整套延续近200年的契约,如实反映出清朝土地价格波动与国家货币币值的变化。根据契约中关于当时华阳县两河口一宗土地的交易记录,这宗土地在乾隆五十年(公元1785年)值白银531两,到嘉庆十一年(公元1806年)就飙升至白银1450两。“21年间,土地价格上涨了近3倍。”胡开全说,这一方面与清朝的经济形势紧密相关,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人口繁衍导致土地需求增多,地价开始迅猛地上升。“清朝经济从乾隆到嘉庆年间达到顶峰,茶叶和丝绸的出口让大量白银进入中国,可以说是全世界都在给中国打工。这种贸易逆差正是引发鸦片贸易以及鸦片战争的重要原因之一。”

  同样一宗土地,在鸦片战争之后的道光二十六年(1846),又缩水到白银850两。“鸦片贸易和战争赔款,导致白银外流,白银币值上升,通货紧缩导致地价下降。”胡开全说,尽管只是一块土地交易的契约文书,却可以小见大,探寻清朝社会经济发展的脉络。

  3

  不仅有“中介费”

  还精于“合理避税”

  契约文书读起来虽然枯燥,但胡开全和研究者们却从中获得不少有趣的发现。“通读这些契约之后,我发现早在100多年前,人们在买卖土地和房屋时,就有了‘中介费’和‘公证费’,而不少大家族在买卖土地时,还会通过一些手段进行合理避税。”胡开全说,清朝时期,由于大多数人都不识字,且为了公平起见,通常会选一位交易双方都信得过的人来执笔立定契约。“‘中人’相当于第三方,就兼具了现代社会中介和公正的作用。”

  这些中人往往由当地德高望重颇具影响力的人来担任,他们的出场费被称为“喜钱”或“费用”,价格往往不菲。胡开全介绍说,从几份注明“喜钱”或“费用”的契约看,在清朝嘉庆年间,一笔超过一千两土地交易的“中介费”高达四十两白银,超过了当时一亩水田的价值。“折算下来,三十亩土地交易,需要拿出一亩半的水田来做中介费。”

  除了中人之外,为了显示权威性,大宗的土地买卖、佃地契约还需要“里约”等官府基层组织出面,并上报县府加盖红色官印或专门的公章,这被称之为最具法律效应的“红契”,权威性高于民间订立的“白契”。“根据史料记载,当时一份契约要通过官府盖章,工本费、验契费再加上充缴国库的费用,要达到二两半,相当于现在的350元钱。如果土地交易价格超过120两,或者现金交易超过160两以上的,都称之为大契,还需要加收3两多的‘奢侈税’。”胡开全说。

  293件契约文书中,出现次数最多的是一户姓苏的人家。在仔细研究了100多件与苏家有关联的契约文书后,胡开全发现,苏家是非常有经营头脑的家族。“早在乾隆年间,苏家在置地时就开始采用一些特别的技巧‘合理避税’了。”

  苏家是如何巧妙避税的?胡开全以苏家第五代传人苏邦贤为例。苏邦贤从33岁开始买地,到66岁结束,以个人名义购买的土地契约有19件,水田总面积上千亩,交易金额高达两万六千多两。但是他所签订的地契,都是签署定金约规定土地的范围、价格以及成交条件,而没有办正式的官契。按照定金约付清款项之后,卖方就把老地契交给苏家。“相当于通过预付款合同就达成交易,而没有正式合同,也不去办过户手续。”胡开全说,这样一来,就不用邀请“里约”等乡村基层官员出面,减少了交易的中人费、契税和“奢侈税”,同时也隐藏了自己在县府的经济实力,从而减少了诸如仓谷、夫马、杂差、修沟、团练等摊派费用。

  4

  “执照”相当于文凭

  “几斤几两”非体重

  “俗话有句挖苦别人的口头禅叫‘你有几斤几两’。这里的斤两并非是指体重,而是指你承担了多少条粮。”

  苏家的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后,便开始通过捐功名来谋求政治地位。在苏家的契约文书中,保留着两份由户部颁发给苏邦贤及其子苏国宽捐纳监生和贡生后获得的相关政府文契——“执照”。“清朝时期的‘执照’其实就相当于我们现在所说的文凭。有了这个‘执照’以后,就相当于有了功名,见到县官可以不下跪,也可以参加诸如文昌会等只有特定人群才能参加的社会活动。”胡开全说。

  通过这两份“执照”,可以看到,在道光三十年(公元1850年),捐一个监生契约文书中,保留着两份由户部颁发给苏邦贤及其子苏国宽捐纳监生和贡生后获得的相关政府文契——“执照”。“清朝时期的‘执照’其实就相当于我们现在所说的文凭。有了这个‘执照’以后,就相当于有了功名,见到县官可以不下跪,也可以参加诸如文昌会等只有特定人群才能参加的社会活动。”胡开全说。

  通过这两份“执照”,可以看到,在道光三十年(公元1850年),捐一个监生需要白银122两,到了咸丰六年(公元1856年),捐一个监生则需要白银88两。胡开全说,这是由于清朝后期政府开支增多,为筹款的“卖官鬻爵”行动也大大增加,导致“执照”的单价下降。

  尽管价格下降,这些“执照”也并非单纯有钱就可以买来的。胡开全说,只有家里承担着条粮等土地赋税的家庭,才有资格考取和捐功名。“条粮是传统农业社会中政府最为重要的税收——农业税。”胡开全说,在传统农业社会,土地所有者是政府直接的财源,需要承担很多社会责任和费用。其中,每一亩土地需要向政府交纳的国家正税被称为条粮或者钱粮。

  “俗话有句挖苦别人的口头禅叫‘你有几斤几两’。这里的斤两并非是指体重,而是指你承担了多少条粮。”胡开全告诉记者,因为条粮多用“两、钱、分、厘”来表示。根据地契中记载的条粮数量推算,一亩上田的条粮为0.026两,一两条粮大约要对应40亩上好的水田。“照此推算,能够交纳‘几斤几两’条粮的人绝不可能是普通人。所以‘几斤几两’不是对体重的询问,而是对家庭经济实力的试探。”(记者 张良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