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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广填四川”的历史渊源

发表时间:2015-05-05 | 来源:互动百科字体:[][][]  [打印][关闭]

  基本信息

  湖广填四川是指发生在中国元末明初和明末清初的两次大规模的湖南、湖北(即湖广行省)、广东(主要是客家人)等省的居民迁居到四川,陕西南部各地的移民潮。根据考证表明,还有江西、福建、广西等十几个省份的居民迁入。

  明末清初的30多年间,四川境内战乱频发,加上灾荒、瘟疫不断,造成四川人口锐减。据考证,清初四川人口只剩下50来万,重庆城(现朝天门到七星岗通远门一带)只剩下数百家人,重庆所辖的州县内,有的只剩下十几家人。康熙下旨,鼓励向四川(包括重庆)大规模移民,清政府还为此颁布了一系列移民优惠政策。湖南、湖北、广东、河南等省的移民迁移往四川,长达数十年的“湖广填四川”移民活动由此拉开序幕。

  “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

  1364年(元至正二十四年),明太祖朱元璋派大将徐达攻打长沙,与陈友谅旧部和元王朝残余势力血战四年,最后才于1368年(洪武元年)确立明王朝在长沙的统治。这场连年战祸,使长沙许多地方渺无人烟。于是,明王朝就近从江西大量移民迁入长沙地区(湖北和湖南,当时二省是一个省份,称之为湖广省),并允许“插标占地”,奏响历史上有名的“江西填湖广”的宏伟史诗。因明朝崇祯年间张献忠农民起义,在德阳地区作战频繁。康熙十六年,清军为消灭义军,滥杀无辜,人口殆尽,一片荒芜。清廷下诏,江西、湖南、湖北众多居民被迫迁居。民间把这次大移民称之为“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

  (一)湖广填四川:川北以陕西为主,川东以湖广为主,四川盆地西部以广东人为主。陕南以两湖为主。

  (二)江西棚民与客家人:赣南山区来自福建汀州和广东;赣西北类似但形成“南客北湖”局面;赣东北,以福建与本省南丰为主,另有徽州人,直到浙西浙南。

  (三)湘东边界:福建广东客家人移去。

  历史背景

  《四川通志》:“蜀自汉唐以来,生齿颇繁,烟火相望。及明末兵燹之后,丁口稀若晨星。”据康熙二十四年人口统计,经历过大规模战事的四川省仅余人口9万余人,清朝康熙年间,经历过兵荒马乱,四川盆地终于平息下来,一批批新任地方官员也开始走马上任了。在这些踌躇满志的官员眼中,四川不知是怎样的丰肥沃土。然而当他们骑马、坐轿赶到新的官邸以后,才发现传说中的天府之国竟然是这般的荒凉残破、千疮百孔。

  康熙七年,四川巡抚张德地忧心忡忡地向康熙皇帝上了一道奏折,表露出强烈的忧患意识。他说:“我被皇上荣幸地任命为四川的最高地方官员,来到这片饱受战火摧残的地方一展宏图。但现在当我站在满目疮痍的昔日天府,增赋无策,税款难征,使我感到局促不安、寝食俱废。我等下官受皇上差遣,惟有精忠报国效忠朝廷。经过几日思索,我觉得要重振四川天府之美名,惟有招徕移民开垦土地,重建家园,除此似无别的良方上策。”《明清史料·户部题本》。

  张巡抚还在奏折中提及了一些移民办法。比如,可以命令与四川相邻各省的地方官清查那些因战争而背井离乡的四川原籍人口,加以登记注册,然后由四川“差官接来安插”。或者直接由政府出台一项移民政策,通过行政手段把人口密集省份的人民移来四川。康熙皇帝坐在紫禁城的龙椅上也正为全国的税收和重建问题焦头烂额。他接二连三地接到四川地方官的奏折,召集相关部门听取有关汇报,正式颁布了一份名为《康熙三十三年招民填川诏》的诏书,下令从湖南、湖北、广东等地大举向四川移民。

  陕南包括如今陕西省的汉中、安康、商洛三个地区,清初,这里仍分布着相当规模的远古森林,被称为“南山老林”和“巴山老林”。这里人户稀少,田地大多荒置,呈现出一派“虎迹狼蹄多于人迹,千里幅员。大半黄茅白苇”的荒凉景象。群山环抱之中的陕南,其封闭的地形并未让它免遭战乱的困扰——明末张献忠、李自成农民运动的兴起与失败、明朝政权的垂死挣扎以及清初三藩之乱,陕南都被殃及。虽然在明代有大量流民曾进入秦巴地区开荒种地以求谋生,人口有所增加,但历经明末清初几十年的战乱,人口锐减。陕南受害之烈,比四川有过之而无不及。《读史方舆纪要》记载:“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汉阴县有户六百七十,口三千五百七十六”。明末农民起义,清初吴三桂反清,陕南均是大战场,人口锐减。《嘉庆汉阴县志》:明末汉阴县城“破颓者仅存十余间”,“土著无多,所存十之一、二”。原本就人烟稀少的陕南各地,此时更成极度荒僻之地。丘陵山地固不待言,即使河谷地带也人口稀缺。这点从康熙初年陕南部分府县的编户里数也不难看出:汉阴4里,旬阳4里,镇安2里,商南1里,山阳2里,平利1里,白河1里。由此可见清初陕南萧条荒敝之程度。据移民史专家曹树基估计,当时陕南大约有70%的人口或死于战乱,或转徙他乡。

  人口的锐减,严重地影响到陕南山区的开发进程。为了避免土地荒置,同时也为了增加赋税,清初朝廷采取了一系列优惠经济措施,以增加战乱地区人口。顺治六年(1649)朝廷颁布《垦荒令》,顺治十四年(1657)户部颁布《垦荒劝惩则例》,明文规定奖励垦荒有功者,并把垦荒的多少与户口的增减作为对地方官的考核依据,康熙时进一步修改垦荒条例,规定了各种优惠政策,鼓励招徕流民开垦荒地。这些优厚的招垦政策及陕南适宜的气候、肥沃的土地,无疑对人口密集区无地或少地的农民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与此同时,东南各省尤其是湖广地区亦因祸连兵结,灾荒不断,灾民逃荒者成群结队,急于寻找适宜的土地安家立业,内拉外推之下,故继“湖广填四川”之续,终于促成了清朝“湖广填陕南”的移民浪潮。当然,陕南在清代之所以会成为重要的人口迁入区,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清初陕南地区赋税较低,地租极轻,这对于农业开发程度较高、经济发达相应赋税沉重地区的无地或少地农民来说,有很大的诱惑力。

  当然,此次“湖广填陕南”除采取优惠经济政策招徕移民外,朝廷还采取了强迫迁移的政策,顺治、康熙两朝,朝廷两次强迫迁海,使福建、广东、江浙等濒海居民辗转迁入内地。移民历经千辛万苦进入秦巴山地,大致是由东至西,先自平原,再进深山。至乾隆年间,移民基本上填充了汉水谷地和秦巴山地的老林地区,陕南的移民潮流,大致在道光年间进入尾声。

  在这次移民浪潮中,前文提及的湖南长沙吴氏家族的部分后裔也成为这支移民大军的重要组成部分。吴氏始来陕南只有吴尚锡一人,进入汉阴堰坪后站稳脚跟后,立刻回故里招徕其他吴氏四大房族。从乾隆二十一年(1756)至三十四年(1769),长沙吴氏家族五大房(高桥坝房、金井房、柳充房、大路房、高塘房)陆续迁徙到陕南,前后历时十四年之久。到咸丰年间,吴氏后裔在陕南者“丁口见千三百余”。直到现在,吴姓依然是当地的第一大姓。吴氏宗族的人口在陕南的繁衍、增长其实也就是陕南地区人口在清朝中后期爆炸性增长的一个缩影。

  汉水谷地与秦巴山地在乾隆至道光的近百年间接纳了大量移民,致使移民在当地人口中占有极高的比例:“土著之民十无一、二”,清初朝廷的招抚垦荒和强迫迁海政策使汉阴县人口从明万历朝的3570人猛增到清朝道光朝的123300人,成为“十家九客户,百年土著无”的“五方杂处的”移民区。据各种文献资料,至道光年间,陕南各地客民占总人口的比例大致在80—90%。到达陕南并定居下来的客民,主要来自南方各省,其中以湖广最多。据萧正洪研究,河谷盆地区的褒城、南郑、沔县、城固、西乡、石泉、汉阴、商州及安康等10县,人口由康熙中的41.6万增加到道光初的211.7万,而同时其它山地各县(除宁陕、孝义、留坝、定远外)人口由原来的8.1万增加到146.1万,人口增长率分别为408.9%和1703.7%,由此可见山区的人口增长迅速。至道光初年,外来移民人数可以说已占据绝对的主体地位。

  湖广移民的大量迁入,使陕南许多山区得到广泛开垦,耕地面积大为增加,土地开发利用程度超过历史上任何时期。他们的耕作方式及蚕桑、茶叶、苎麻、纺织等农副业生产堪称为南方移民开发山区的典型。习惯于水田耕作的南方移民并不满足于在坡地上种植旱作物,而是利用他们原有的耕作经验,在其定居之地,修筑渠堰,饮水灌溉,种植水稻。这种情况遍及整个陕南。吴氏迁陕第三代裔孙、位至候铨知县的吴敦品为其家谱《先德录》所撰文“质美公行状”篇中介绍:

  当是时,堰坪田无几,而秦俗又不谙沟泄之法,待雨以田,无雨则田石,于是相戒无田。公乃为杨氏及居人力言疏导堵泄之利,度远近沟渠道,深塘陂时蓄泄。杨用以饶,渠用以昌,不数年,堰坪山麓皆垦为田……若汉阴以南水利,实多我公绍之,夫吴氏乐利百年哉。

  初来乍到的吴氏先民来到堰坪后,面临的是整片的山坡,本来就少地的堰坪没有给他们留下更多适宜种植的土地,而当地人也是靠天吃饭,有雨水就种植,没雨水土地就就荒废着。当时的艰辛可想而知,但吴氏先民克服重重困难,带领当地人兴修沟渠,垦荒造田,年复一年的围筑梯田,因地制宜的把南方的水田耕作方式嫁接在海拔500至600米的山坡上。修筑梯田始于乾隆年间,历经数代人营建,历时一百余年,至今250多年的历史,吴氏先民凭借着汗水和智慧开垦万亩梯田,谱写了一个家族波澜壮阔的百年移民垦荒史,成为清代前期湖广移民迁徙陕南生息繁衍的历史缩影。

  “亩金有沃土,山中岂乐乡。所幸宜五种,食不止稻粱。”湖广移民的大量迁入不仅促进了陕南的开发和经济的发展,也造成了不同文化的相互交融,使陕更加趋向于“北方的南方,南方的北方”,成为一个南北文化交融的地区。

  形成原因

  长期战争

  在巴蜀军民尽最大努力坚持了长期的抗金战争,终于取得了使金兵未能进入四川盆地的巨大胜利之后,又坚持了长达半个世纪的抗蒙战争。这场战争基本上是在盆地内部进行的。蒙古军先后曾三入成都,而蒙古大汗蒙哥也被击伤而死于钓鱼城下。长期的拉锯战使人民的生命财产受到极大的损失。从整个四川地区来看,以至有"蜀人受祸惨甚,死伤殆尽,千百不存一二"(虞集:《史氏程夫人墓志铭》,见《道园学古录》卷二〇)的记载。这些文字难免有某些渲染夸张的成分,但经济极度残破,人口急剧锐减则是无可怀疑的事实。因为在近50年的拉锯战中,除了战火的破坏,还有长期战事带来的农业生产的凋残而严重缺粮,“沃野千里,荡然无民,离居四方,靡有定所,耕畴不辟,堰务不修,秋不得收,春不得种”(见上引吴昌裔疏),这是当时必然存在的现实。此外,宋朝官军中也有不少军队在战乱中趁火打劫,残害百姓,或“剽掠于民财”,或“焚毁于仕族”,以至“骚动惨于敌祸,……故田里有内敌甚于外敌之谣,此害非一日矣”(吴昌裔:《论救蜀四事疏》)。这些记载都出于当时的蜀人笔下,应当是可信的。由于以上种种原因,元代巴蜀地区的人口锐减到不足南宋时期的十分之一,具体数字见前《民族与人口》一章。面对宋元之际巴蜀地区如此严重的残破局面,元代的统治者除了实行屯田用以保证军粮的基本需求之外,没有采取由官方出面组织移民的措施。没有劳动力,生产就不可能恢复。所以,在元代的将近100年间,巴蜀的经济一直未能得到较明显的恢复。根据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一书的统计材料,四川行省在元代向中央政府所上交的赋税收入,在全国10个非少数民族省区中居于倒数第三,仅占全国税收的0.96%。此外,据《元史"食货志》的资料,四川行省在各省区之中,酒税占倒数第三,醋税占倒数第一,商税占倒数第三。这种情况较之南宋时期占整个南宋王朝岁入大约三分之一的地位,简直是降到不能再降了。

  元代末年,红巾军农民大起义的烈火四处燃烧,原来属于徐寿辉部下的明玉珍率军攻入巴蜀,以后在重庆自称陇蜀王,再改元称帝。明玉珍是湖广随州(今湖北随县)人,他的军队也基本上是湖北地区的农民。明玉珍不仅带来十几万军队,也有大量少田缺地的农民随之进入人少地广的巴蜀地区开垦务农。这应是著名的“湖广填四川”的开始。如吴宽在《刘氏族谱序》中所说:“元季大乱,湖湘之人往往相携入蜀”(见《匏翁家藏集》卷四)。明玉珍的“大夏”政权只存在了两世9年,就被朱元璋建立的明朝所统一。明代初年,湖广地区的移民继续大量入川,到明太祖洪武十四年(1381年),四川人口就上升到146万,外地移民,特别是湖广移民占了这一时期所增加人口的主要部分。正如光绪《潼川府志》卷五所载明人王维贤《九贤祠记》所说:“元法,军所至,但有发一矢相格者,必尽屠之。蜀人如余玠、杨立诸公坚守不下,故川中受祸独惨。明初,中江县开设,土著人户业七八家,余皆自别省流来者。”这些移民,不久也就成为四川人。康熙七年(1668年),四川巡抚张德地曾在一篇奏疏中记录了蜀中父老的一段回顾:“查川省孑遗,祖籍多系湖广人氏。访问乡老,俱言川中自昔每遭劫难,亦必至有土无人,无奈迁外省人民填实地方。”(《明清史料丙编》第十本康熙七年十一月十六日《户部题本》)所谓“湖广填四川”这一大规模的移民运动,就是这样开始,而在明末清初进入了第一个高潮。

  这是在元代末年、明代初年、清代初年连续进行的长期的移民运动。民间的有关传说较之历史的真实有明显的扩大与渲染,也有一定的偏差。“张献忠剿四川”这一历史事件也是发生过的,民间的传说较之历史事实有失误,也有一些歪曲。参见袁庭栋:《张献忠论传》,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如果把这些偏差或失误排开,就可见到所谓"湖广填四川"原来是连续进行了多年的人口与文化的大融合,对巴蜀历史的发展具有重大的影响。

  四川人十之八、九不是老川人,多半是湖广移民的后代。南宋时四川近一千万人,至1234年蒙古人入侵到宋亡,人口耗减大半,1282年全川只剩60万。1362年随州明玉珍在重庆开创夏国,不少楚民入川,1371年明军灭夏后,继续大量移民,到1401年才接近尾声,明末四川约有400万人。

  在明末清初,四川遭受了一场大浩劫。在这个地域上,长期处于大规模的战争之中:1639年明末农民领袖张献忠起事入川,1644年第二次入蜀后建立大西政权,地主武装、清军、南明军一起攻向起义军,次年十一月,张献忠在西充阵亡,使川人死亡过半;1647至1650年,明军内部争权夺利,战火不断;1650至1659年,张献忠余部孙可望、刘文秀进入四川,在川北与清军激战;1660至1664年,清军镇压义军,搜捕明军残余分子;1673至1680年清军平西王吴三桂叛乱,攻入四川,其叛军与清军的“三藩之乱”历时七年。这些战争持续达三十多年,地主杀起义农民,农民杀反动地主,满人杀汉人,汉人杀满人,“杀得鸡犬不留”。

  瘟疫灾害

  在大规模的战争中,不断地轮番拉锯厮杀,尸横遍地,瘟疫随战乱接踵而至,“大头瘟”、“马眼睛”、“马蹄瘟”、瘟疫及天灾接踵而至,境内人口锐减,耕地荒芜。在这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清王朝为了解决四川劳动力和生产粮食的问题,采取“移民垦荒”的举措,全国包括湖北、湖南在内的湖广省等十余个省的移民相继到四川定居,其中来得最多的是湖北、湖南省。据统计这次移民的持续时间长达一百多年,入川人数约一百多万人,其中湖北、湖南省的人数达一半之多。而在湖北省的移民中,麻城移民又占居重要地位。

责任编辑:黄诗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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